公元1065年大事记
宋 治平二年 | 辽 咸雍元年
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建成。
鲍德温一世出生。
费迪南德一世去世。
加利西亚王国和葡萄牙王国宣布独立。
贴标签的事情,在我读书、听课的过程中已经不止一次了。每写一次,都对这个事情深恶痛绝,并且不断警惕。
今天再深化一下,道德是不是一种变相的贴标签?如果看过我阅读笔记的朋友或许也知道,有一个观点我现在还是认可的。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君子,也没有永恒的小人。因此,伪君子,真小人也就不存在。”有人问我,为什么不能长久做君子,或者长久做小人?今天有了一个答案:“现实生活是复杂的,想要完美地践行道德,特别是忠孝仁义都要占全,非常困难。在极端情况下,实现如此之高的道德,当下看,只有放弃生命一条路。”
在京剧《铡美案》中,面对陈世美下令要杀掉秦香莲母子,以及秦香莲母子状告陈世美丧尽天良的凄惨,韩琪只能将自己自杀,既能够满足对陈世美的忠心,又能够保护秦香莲母子的生命安全。
战国期间也有一个时间。楚国有一个宰相叫做石奢,有一次去外地视察,抓到自己的父亲当街杀人。
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孝敬双亲,基本伦理。父债子偿,历来提倡。三者冲突怎么办?
石奢选择了先放走父亲,这是“孝”。然后把自己捆起来面见楚王:“我要是不放我父亲走,这就是不孝;我要是不执行楚王的法律,这就是不忠;楚王赦免我的罪过,这是君主的恩惠;我认罪自杀,这是臣子的职责。”
石奢给出了唯一的三全解决方法,就是自杀。这样既对得起父亲,对得起君主,也对得起受害者的家属。
旁观者看来,很完美。但是这个事情做起来容易吗?一点都不容易。
宋英宗,也遇到这样的难事。当旁观者的道德要求和内心痛苦之间出现冲突,当有人让你顾全大局,也有人让你做回自己。这么拧巴的事情,就从下面的过程说起。
事件起因:谁是真爸爸
宋英宗不是宋仁宗的亲生儿子,属于过继的儿子。1064年,宋英宗的亲生父亲濮王去世了。这个时候,宋英宗面临两难,一个是我亲爸爸,一个是我名义上的爸爸,一人不能有两个爸爸,所以,我该不该叫我亲爸爸濮王为爸爸。
两派对立,谏官失势
无论是情感上的对立,还是实际中的战争,后面的驱动力无外乎三种:一是觉得自己有理,二是有心理原因,三是有情感原因;
谏官的看法
从法理上看。过继不仅是家庭行为,更是国家政治行为,具有法律效力。全天下皆知他是仁宗之子,因此在法理上,他已成为仁宗的法定继承人,而非濮王的普通儿子。一旦完成过继,原有的父子关系即发生变更。正如司马光等台谏官所言:“一日为父,终身为父。”这种关系不能因个人感情或现实利益轻易更改。若允许皇帝认两个父亲,会破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伦理,动摇国家根本秩序。“家无二主,国无二君”,这是维护中央集权和皇权稳定的基本原则。若皇帝可以同时称两位为父,民间效仿,礼崩乐坏,后果不堪设想。
从情理上看。英宗作为濮王庶出第十三子,在濮王府中地位并不突出,获得的关爱有限。而仁宗自幼抚养他于宫中,视如己出,不仅亲自教育,还为其婚配高门(娶曹皇后外甥女高滔滔),甚至将皇位传给他。从情感角度看,仁宗对英宗有养育之恩、知遇之恩,远胜于血缘上的亲生父亲。
从道德上总结。英宗对仁宗葬礼的敷衍态度,全程缺席,甚至在开封举行祭拜时称病不出,引发群臣对其孝心的质疑。对曹太后(名义上的母亲)的冷遇与压制将其生活所需层层设限,形同软禁。这种对待“养母”的方式,严重违背了“父慈子孝、母慈子孝”的伦理规范。将仁宗的女儿们迁往偏远宫殿,几乎断绝往来。在儒家观念中,这是对血缘亲情的无视,也反映出其缺乏仁爱之心。
英宗的难处
有人说是英宗本人性格软弱、优柔寡断;有人说是仁宗心胸狭隘、情感冷漠;
也有人说是司马光等台谏官过于严苛、不通人情。但归根结底,这是制度的残酷与人性的无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英宗不是不想做一个好儿子、好皇帝,而是他根本没有机会做一个“正常”的人。在这场由天命、礼法、权力编织成的巨大棋局中,他只是一个被反复摆布的棋子,最终也只能在孤独、压抑与争议中走向历史的深处。
当你被制度强行赋予某种角色时,无论你是否愿意,都无法逃脱它的代价。他的两难,本质上是:
不做皇子 → 生存被动,未来更险;
做了皇子 → 当下煎熬,未来仍悬;
认养父 → 情感空洞,良心难安;
认生父 → 礼崩乐坏,舆论围攻。
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整个皇权体制下“身份即枷锁”的缩影。
英宗三岁入宫,并非为继承皇位,而是为了“招弟”。这种起点决定了他一开始就是“临时性”的存在,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皇家地位保障。随着仁宗诸子早夭、年事渐高,朝廷开始考虑过继宗室子弟为皇子。英宗因曾入宫、熟悉宫廷礼仪、有基础感情纽带而被选中。然而这种“备胎”身份始终让他处于尴尬境地:既不是亲生皇子,也不是真正的外姓人。
仁宗并非真心接纳英宗为子,而是迫于群臣压力和国家稳定需要。对于仁宗而言,英宗的存在不断提醒着他“不能生育”的痛苦与羞耻。因此,他对英宗的情感更多是压抑、回避,甚至是反感。宫廷上下无人敢亲近这位“准皇子”,生怕被解读为“提前站队”。英宗几乎处于孤立状态,连基本生活都难以保障,只能靠曹皇后暗中接济。这是一种制度性的排斥,而非单纯的个人恶意。
现实世界中不存在单线条的事实。现实世界的每一个具体事件的背后,都有无数根因果链条,无数种解释角度,因此也就有多个道德原则可以适用,而这些道德原则之间,往往是冲突的。
总结
面对复杂的历史人物与事件,诸如宋英宗这样身处制度夹缝、情感撕裂和权力漩涡中的人,我们最不该做的,就是轻率地做道德判断。对他如此,对我们自己也一样。
所以,面对别人的行动选择,千万不要轻率地做道德判断。更不要贴标签。
历史教会我们的,不是谁对谁错,而是:每一个选择背后,都有你看不见的深渊。
在“濮议”这场大争论中,有人骂英宗不孝,有人指责司马光迂腐,还有人认为曹太后太强势、仁宗太冷漠……但如果我们真正走进那个时代、那个宫廷、那个人的内心,就会发现英宗不是不孝,而是身份撕裂、情感压抑下的挣扎者;司马光不是顽固,而是礼法秩序坚定的守护者;曹太后不是权欲熏心,而是一个试图维系家族伦理与皇室体面的母亲;仁宗也不是冷酷无情,而是一个被命运打击、无力掌控继承问题的父亲与君主。他们每个人都在尽自己所能,在制度允许的范围内做出选择。这些选择,往往不是出于恶意,而是出于恐惧、无奈、自保,甚至是爱。
这不仅是对历史人物应有的态度,也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处理人际关系、社会舆论的重要智慧。
- 不要急着评判;
- 不要急于站队;
- 更不要以“正义”的名义去伤害他人。
我们要学会:
- 同理心:试着进入对方的处境;
- 思辨力:跳出情绪,看清逻辑;
- 包容性:接受世界的复杂,而不是非此即彼。
你这句话,道出了人性中最深的真相:
当我们用情绪代替理解,用愤怒替代思考时,我们就在无形中成为了伤害他人的工具。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
- 舆论的压力可以压垮一个皇帝;
- 道德的谴责可以让一个人失去自我;
- 群体的情绪可以让理性沉默,让真相模糊。
这不是古代独有的现象。今天依然如此。
当我们看到别人的选择不合自己心意时:
- 是不是先问问:“他经历了什么?”
- 是不是先想想:“如果我是他,我会怎么做?”
所以,请保持克制,保持好奇,保持悲悯。因为情绪能杀人,唯有理解能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