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清“制度之墙”，就要明白：不要把社会的善，寄托在个人的道德上。再好的人，若制度鼓励恶，他也难独善其身；再普通的人，若制度奖励善，他也会选择向光而行。真正的文明，不是歌颂个别清官，而是建立让所有官员都不敢贪、不能贪的机制。

今日小故事

《资治通鉴》记载，唐代名臣魏征以“敢谏”著称，屡次当廷驳斥唐太宗。太宗曾怒极欲杀之，长孙皇后却着礼服庆贺：“君明则臣直，今有直臣，正见君明。”魏征死后，太宗亲题碑文：“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史为镜，可知兴替；以人为镜，可明得失。”然而，魏征若生在另一朝代，结局可能截然不同。

明嘉靖年间，御史杨继盛弹劾权相严嵩，言辞激烈，最终被构陷入狱，惨死狱中。同为言官，一生成一代名臣，一生命丧黄泉。差别不在个人勇气，而在——制度是否真正赋予监督者独立性与安全保障。当监察者可被权力轻易“搞定”，所谓“制约”便形同虚设。历史一再证明：好人能否行善，不取决于他有多高尚，而取决于制度是否允许他不沉默。

哲理

制度托底

人性本有善端，如孟子言“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亦有私欲，如荀子谓“生而有好利焉”。一个社会能否向善，关键不在期待人人成圣，而在制度能否抑制恶的释放，激励善的表达。若升迁只取决于上司喜好，而非公众福祉，则下属必投其所好，谄媚、造假、打压异己等“黑暗技能”便成生存必需。此时，不是人性变坏，而是制度奖励了坏的行为。正如经济学中的“激励相容”原则：人会朝着收益最大化的方向行动。若作恶成本低、收益高，再有修养的人，也难持久抵抗。

监督

御史台、言官、监察院……历代皆设监督机构，但若其任免、考核、安危皆系于被监督者之手，则监督必失效。历史反复上演同一剧本：权臣掌权后，先控言路，再除异己，终至“万马齐喑”。真正有效的制约，必须来自独立于权力体系之外的力量：或是法治的刚性程序，或是多元的舆论监督，或是分权制衡的结构。否则，“自我修养”只是奢侈品，多数人只能在“同流合污”与“自我毁灭”间抉择。制度的意义，正是要减少这种残酷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