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困境，每一代人也有每一代人的幸运。我们时常因好消息而感到开心，也时常因坏消息而感到不安。有一个确定的事情，时间一直再走。这段时间一直在学习，有一句话让我此刻非常想说“你为什么不重要，就是因为你做的一直都不是重要的事情”。

从我成长以来，看多了时政新闻中人们的起起伏伏，从一开始的当官为民，到期盼着退休后能够平稳落地，提心吊胆可一直没有闲着。我对此生从政不感兴趣，也不想当什么行政官员。不过我必须承认，他们做人做事的智慧，拿出十分之一，都够我们这些人去学的。

古往今来，概莫如此。

建国一代：中流砥柱

1063年，宋仁宗不幸离世。作为宋朝主管日常工作的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王珪，需要起草遗诏，也就是模仿皇帝口吻，既对自己一生做个总结，又有对未来的政治遗嘱。这种事情马虎不得，别看是掌管重要文书18年的朝廷一号笔杆子，定义宋仁宗的庙号“仁”字的人也肝颤。

当时的宰相韩琦见状，直接问了一句话，“我们大行皇帝，在位一共多少年？”一下子点醒了王珪：我继位42年来……

这里皇帝突然驾崩，面对着孤儿寡母、文武大臣，大事小事都指着韩琦拿主意，这么个千头万绪的时候，还能举重若轻。可见真的是“每临大事有静气”的气度。

除了沉得住气，韩琦更能在大事面前毫不含糊做决断。

由于仁宗离世，新继位的英宗又有严重的抑郁症无法上朝，所以只有曹皇后，也就是1064年的曹太后垂帘听政。然而，权力的滋味一旦掌握，谁都不愿放手。

韩琦一直在判断何时逼曹太后撤帘还政。

在公元1064年的五月，韩琦察觉到一个微妙的变化——英宗皇帝的精神状态逐渐恢复，也开始能够处理日常政务了。他心中暗想：时机差不多到了。

这一天，韩琦向宰相班子中的同僚们透露了自己的打算：“皇上身体已经好转，我这个做臣子的也该告老还乡了。今天我想去跟太后辞官，希望诸位能成全我的决定。”

众人纷纷劝阻，说：“你怎能离开？朝廷不能没有你啊！”但其实，这番话是韩琦与同僚之间事先约定好的默契。他借“辞职”为由头，只为争取一个难得的机会——单独面见太后。

果然，退朝之后，韩琦以请辞为名留了下来。太后一时没料到他会突然提出这样的请求，略显惊讶地问道：“你怎么能走呢？我不过是个深宫妇人，原本就该安享晚年，如今却不得不日日临朝听政，实属无奈。或许，我才是那个该退下来的人。”

这句话正是韩琦等待已久的突破口。他立即接话道：“太后您若真要退位，正说明您不恋栈权位，是一位贤德之主。那么请问，您打算何时撤帘归政于皇上？”

这一问，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中无疑是出其不意、不按常理的一击。

按照惯例，韩琦说要辞职，太后照例应表示挽留；而当太后说自己想退位时，韩琦也该客套几句，比如“还需太后主持大局”之类的场面话。这是当时政治场合的一种礼仪套路，虽然看似虚伪，但也维持着表面的体面和秩序。

然而这一次，韩琦偏偏打破了这套虚礼，直接切入主题：“太后，您什么时候撤帘？”这种直白甚至带点咄咄逼人的态度，在当时可谓严重失礼。太后一时措手不及，慌乱之下竟站起身来就要离开。

而这正是韩琦所期待的瞬间。他立刻高声下令：“仪鸾司何在？”——仪鸾司是掌管宫廷礼仪的机构。他大声喝令：“太后已决定撤帘归政，还不快动手！”

命令一出，众官员立刻行动起来。此时太后还未完全退出殿内，帘幕被迅速拉开，她作为女性，按规定本应在帘后听政，如今却面临在群臣面前“抛头露面”的尴尬局面。情急之下，她只能仓促往后退去。

据说就在帘幕落下的那一刹那，太后尚未完全绕过屏风，人们甚至还能看到她裙角一闪而过的身影……

这一刻，不仅标志着权力交接的实际完成，也展现了韩琦在政治博弈中果敢、机智的一面。他用一场出人意料的“逼宫”，完成了从垂帘听政到皇帝亲政的历史性转折。

男人做事，也应当有这样的态度：当机立断、手起刀落、不动声色、稳如泰山。这就是朝廷中流砥柱该有的样子。

他们知道防范什么、制止什么、反对什么，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带领国家往哪个方向走，他们又该怎样推动这个方向。

立国一代：友达，身痛

王安石（44岁）、司马光（46岁）、吕公著（47岁）、韩维（48岁），这“嘉佑四友”可谓是京城的顶级社交圈，被誉为“理想主义”的代名词。

吕公著，人狠话不多，字字千金，掷地有声。王安石对他很服气，说“哪天吕公著成为宰相，我们这种人才能好好当官。”

司马光，不论修身还是齐家，所有的事情都有章法，都值得学习。

韩维，在宋神宗还是太子的时候就是他的手下，所诶“潜邸旧人”，意思是非常独特的信任关系。

王安石，更不用说了。虽然平时不修边幅、衣服破烂不堪、不洗澡，但是王安石不仅是历史上的大辩论家，司马光说“王安石能当宰相，马上就是一个太平盛世，老百姓有好日子过了。”韩维也在宋神宗面前不断说：“这个绝佳的点子出自于王安石”。

好朋友很好说，但是能够上升到“道义之交”的，他们算是古今中外的罕见例子。什么叫道义之交？“我知道你行，我也盼着你行”。换句话说，不仅对现状肯定，而且还有对未来的期许。

抛开友情，我们还要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场景。这也是我们也想说的“现实生活中既要大理想、大抱负，也要有大量的日常性疼痛。”

司马光当了谏官之后，根据宋朝规定，重要职务上的官员社交自由被限制。具体说，作为谏官，你只能老老实实在家里写奏疏，不要随便见人，以免被人当枪使。亦父亦友的庞籍离世，司马光就因为这个限制，20天后才去吊唁。这样的伤痛，痛何如之？

王安石的母亲1063年离世，按照规定三年守丧，那段时候，他席地而坐，瘦骨嶙峋，衣衫褴褛，看着比实际年龄老得多，哪像个朝廷重臣？

兴国一代：黎明前的黑暗

任何时代，年轻人往往都挺难，没地位、没有钱、一片茫然。

《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在34岁才中了进士，只是被派往扬州担任司法局局长，当时叫做司理参军，这个小官让他心虚复杂：“我年轻的时候，天下才俊、那些士大夫，没有不想结交的。但真等当了个小吏，也只是干好眼前的本职工作，能有点升职上进的机会，不敢再在人家那些士大夫身上花力气了”。而且穷啊，一个月工资只能买100斤猪肉左右，换算到现在一个月也就1500元左右，比老百姓虽然富裕一些，但是在他的士大夫阶层中就捉襟见肘了。然而不做官不行吗？不行，一天不工作，柴米油盐都堪忧。

苏轼也落寞了，从京城的文化部部长欧阳修助理调任到陕西凤翔之后，顶头上司陈希亮出出为难小苏，不仅删改苏轼的文章，反对苏轼的建议，甚至谁对他好他惩罚谁。有一次陈希良举办中秋晚会，苏轼故意不去，还擅自离岗，陈希亮直接抓住小辫子，罚了一笔钱。

痛苦后的重生

人只有在经历过大风大浪之后，才开始第二次生命。

沈括，1064年之后开始改造浑天仪、神臂弓，发明各种各样的科学仪器，量地测天，还留下了《梦溪笔谈》。

王安石，丧母之痛的第二年开始写文章，其中一篇文章中的“皇帝和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观念，正是在他最灰暗、最贫弱、最形销骨立的时刻，开始掀起时代巨浪。

司马光，在送走庞籍之后，开始把历史上每一年发生的事情做个比较粗略的提纲，命名为《历年图》，没错，这就是《资治通鉴》的开始。

他们所做的那些事，与他们当时面临的种种挑战几乎毫无关联。他们是否意识到，自己正在书写一段可以流传后世的历史？恐怕没人能预料到这一点。我们把这种状态称为“历史的无知之幕”——

每个人都在做着自己的事情，仿佛面前垂着一道厚重的帘幕，你站在幕的那一边，灯光不明亮，舞台不显现，观众也未现身。你不是为了千秋万代而表演，只是在当下认真地活着、选择、行动。

但问题在于，这道幕布何时会拉开？拉开之后是否有舞台？是否有光亮？是否有观众？甚至，是否有未来？这一切你都无法知道。你只能继续前行，继续做下去。

当一个人无法挣脱自身的处境，又无法预见未来的方向时，他仍必须做出选择。那么，在这样的境况下，我们该如何选择？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在不确定中找到某种确定？

我的生活与你的生活隔着一道深渊，里面堆满了问题、冲突、职责，以及必须要安排、完成和修复的事情。我的洞察力告诉我，生活就是由所有必须去应付的事情构成的。
应付的反义词是什么呢？应付的反面是创造，建造、添加之前不存在的东西。

——《在春天》

也许，这就是我们在面对困境时最有力的回答：在应付日常的疼痛与琐碎之中，依然坚持创造。无论你创造的是宏图伟业，还是微小的美好。

感悟

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公元1064年——一个在中国历史上看似普通的年份。翻开史书，你会发现有太多这样的年份，人们被各种坏消息、坏命运压得喘不过气来，心烦意乱，郁郁寡欢。但在这些看似灰暗的岁月里，总有一些伟大的思想、艺术或制度，正在某个角落悄然酝酿、悄悄生长。

历史并不总是由英雄书写，很多时候，它是由那些在黑暗中默默点燃火种的人推动的。

作为普通人，在自己人生中高光时刻背后，都有无数平淡无奇的，无足轻重的，甚至充满日常性疼痛的黯淡时光。不光天才如此，普通人的生活，更是如此。但请记住茨威格那句话，绷紧链条也要有准备的时间，要有信心，也要有耐心。

此刻，我想起了两首歌，思来想去，还是《春天里》比较合适：

里面有一歌词：“不用悲不用伤，前途自有风和浪，向前进，莫彷徨，黑暗尽处有曙光”。

让我们坚持做，只要走在进步的路上，眼下黑暗，未来也有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