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同步更新《文明之旅》和《阅读的方法》，的确有些心力跟不上。让我联想到窦文涛先生在凤凰卫视工作期间，除了《锵锵三人行》之外，最多的时候，还要做《名士风流》和《文涛拍案》。这种工作强度在令我感到敬佩的时候，同时也知道它是不可持续的。

不过，既然走到这里了，就把《阅读的方法》阅读笔记彻底更新完毕之后，再开始其他书籍的旅程吧。回头看看《得到高研院案例集》、《金钱星球》两本书的阅读笔记，再看看已经连续读了50多天书，着实不易，值得庆贺。我比他人走了更远的路。

给自己鼓励鼓励，然后今天我们继续看这次“一本好书”中的旅行。此刻，心里其实是比较排斥，原因很简单，太多人提到好书的标准让我已经烦躁不安了。不过，昨天在和师弟讨论的时候，我回想起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干完就是干成”的心态，顿时觉得，笔记的好坏并不重要，只要在这个时候我做了，干了，哪怕是抄了，那也是不愧对这样的时间。

你看，一个人就这么拧巴，当要开始一件进步的事情前，总会想到一大堆理由要说服自己。按照老北京话：“你XX的这忒矫情”。

写作的出处

看书为什么难？其实写一本好书也不容易。我们来回顾一下Steven Pinker所讲的：“写作难在把网状的思考，用树状的结构，体现在线性展开的语句里。”世界千头万绪，每个点和其他点纠结在一起，要将其写在纸上，变成一个前后次序的线性过程，谈何容易？

这么一想，Research Paper还是相对容易的。以“时间”为线索，发生一件事就写一件事，大人物说一句就记录一句。数据出来一组就分析一组……当然，这样的文字他就是一个“记录”的过程而非“创作”的过程。

要想写出精妙绝伦创作的过程，还得回到刚刚提到的那本中国历史巨著《史记》。

史家之绝唱

说这个之前，有两句话经常会提起“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以及“自古忠孝难两全”。然而，今天在读到刘勃老师所写的《司马迁的记忆之野》这本书的时候，有一段话让我对一个父亲的话记忆深刻，假若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也会将这段话传给他。

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

——司马谈对孩子司马迁的遗言

《史记》开创了纪传体的写法，也就是将人物作为主要线索来创作。在传统观念看来，“本纪”记录的是帝王的传记，“世家”记录的是诸侯传记，“列传”记录的是个人传记。但是罗振宇老师和王鼎杰先生的对谈，提出了一个更加有力度的解释。

“本纪”，表面上是帝王，但深层次是中华文明演化的主干。读者可以从中找到主导某个时期的天下以及背后文明秩序的历程。

“世家”，表面上是诸侯，但深层次是中华文明演化的重要支脉。读者可以从中找到地域的开拓和家国的绵延。

“列传”，表面上是个人，但深层次是中华文明演化的人性果实。读者可以从中找到个体的觉醒和人性的光辉。比如《伯夷列传》讲述的就是避免继承人纠纷而最早挣脱家族和地域束缚，实现个性觉醒的代表人物伯夷和叔齐。

此后两千多年，中国的24史就没有脱离这个过程。

抵抗人类囤信息的本能

说到这里，有一个关键的问题一直萦绕在脑中，久久不能理解？为什么会有“信息搜集狂”这样的人。比如说总爱探听东家长、西家短，有的人为什么总是爱买一堆书囤积起来，甚至要建立一堵书墙。

这个问题，得从上古时代说起。上古时代，多提升一点对环境的感知能力，人的生存概率就大一些。正因为如此，在早年间的书也尽可能在有限的篇幅内塞进更多的信息。比如《春秋》这部编年体史书用最短的篇幅记录最多的事情。后人为了拓展，就出来了《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等等。

到今天一样，就拿新闻来说，过去的形态也就是报纸上刊登的那些东西，但是现在，什么breaking news, live news, review, comment, brief news等等都会有很大的受众，尽管大部分内容都是涉及到各国领导人干了什么，哪里发生了爆炸等等，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这种巨大的信息噪音，虽然能够填满我们对内容的需求，但是这种充满信息噪音的洪流中，我们丧失了感知的东西，更不能将这种感知赋予了意义，最终创造出一个小世界。

在James Hamilton的British Museum的书中有一段话让我特别有所感触：

所有的新闻资讯就是信息噪音，我们普通人是否应当从这些信息噪音的洪流中花费巨量的时间去挑选出可以感知的东西，然后再把这种感知到的这种杂乱无章中创造出井然有序，然后再从井然有序中找到知识见闻，再从这种知识见闻里获取对世界的理解。

我现在有些后悔了：如果早点读过泰戈尔的《流萤集》，或许我也没有那么精神内耗：“美懂得说‘够了’，野蛮吵着闹着还要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