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寸感与边界意识，既是时时需要，也是最难掌握。
鲁豫老师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从香港启德到首都机场时，我一路低头狂走，不小心撞到了一个短发女生，她冲我嚷嚷：“你慢点推，撞到我了。”虽然我连忙道歉，但是受到的是白眼的回复。我脸涨得通红，内心十分愧疚。其实多大点事儿，但是我脸红心跳了半天，因为它触及到了我生活中的某个底线。
当我督导这段之后，我发现打错招呼、见到导师绕着走，只是因为触及生活中的底线而已。分寸感，它就是和这个世界发生交集时的生存法则。一旦突破，原有的安全、得体、愉悦瞬间崩塌。
当你遇到自己的仇人时，该怎么办？包括鲁豫老师在内，大部分人见面都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但是，当我看到莱温斯基与当年指控他的Kenneth Starr相见时，出乎意外的有理有节。
《Vanity Fair》杂志记录了这一切：
莱温斯基过去和他握手，还耐心地听那个一手摧毁了自己的人不断地询问“你好吗”。而她淡定有礼地回到：“我真希望当年的我做了其他选择，当然，希望你们检方也是。”
分寸感到了极致，常人的味道和温度就会少很多。这份克制，我只能说可望而不可即。鲁豫老师更进一步：“（这种态度）是该肃然起敬还是浑身发冷。”
我们对待他人，并且希望获得相同对待的叫“分寸感”的东西。
当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做？
- 半熟不熟甚至根本不认识的人当着我的面说“你太胖了”。
- 朋友把我们的秘密转述给他人；
- 饭桌上的闲聊转到了一些恶俗的段子上；
- 有意无意的说出让人难堪的话；
- ……
我们需要放弃分寸感吗？当然不，作为小我而言，扩大边界，意味着也许我要降低我的分寸感，这段过程并不愉悦，甚至有些痛苦。
所以，在自己和世界的分寸感之间，永远寻找最大公约数，是我们既保持体面、尊严，又能维系人情的唯一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