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2年发生了两件事，一件事是两广地区的侬智高叛乱，这是一个已经发生的问题。另一个则是四川可能出事。

为什么呢？这就从一个“甲午魔咒”（每到甲午年，四川要大乱）说起。

所谓四川危机的产生

说起四川，实际上是“益州路、利州路、梓州路、夔州路”的合称，因为又称“川峡四路”，简称“四川”。在宋朝，这可是边疆地区，五代时期脱离中央管制60年，经济上是富裕，但是心理上是否和中原一条心还存疑。从965年灭后蜀到1054年这整整90年的观察和融合，彼此才放下戒备。你都没办法想象，人们担心的不是四川人，而是这个地方。以致于派驻到四川的驻军都不发武器，也不训练。派驻到四川的官员都不允许携带家眷。

四川独特的地理特征，让这块地方太容易成为独立王国了。不是朝廷太多心，是四川实在不让人放心。

——四川问题的实质·罗振宇

有人给朝廷提了个醒，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

初，孟知祥据蜀，李顺起为盗，岁皆在甲午。或言明年甲午，蜀且有变。

意思是，一到甲午年，四川就要大乱。例如，公元994年，王小波、李顺起义；公元934年，后唐派驻到四川的孟知祥把门一关，开始谋反，建立了后蜀政权。两个甲午，两次动乱。从朝廷到民间，大家纷纷躁动不安。

宋朝对商业税收依赖严重。茶叶、丝绸是。北宋的时候，四川茶叶。是全国茶叶的三分之二。

四川危机的化解

“魔咒”，也可以称之为是迷信的一种。迷信可不是一个人的观点，而是一个社会观念的网络现象。具体到这里，即使朝廷不信这个传言，老百姓要是相信了，人心惶惶的情况下把四川社会引爆成一个火药桶，再真出现一个心怀不轨的野心家也信了，以此为号召揭竿而起，怎么办？

所以，这个时候，宁可不相信世界上男人那张嘴，也不能不准备对付“蜀乱”这个潜在的魔鬼。于是，宋仁宗从文武百官中选择了程戡作为益州（今成都、眉山）的知州，主管四川事务。

上谓宰相庞籍曰：“朕择重任之臣以镇抚西南，莫如戡者。”遂再使守蜀。且谓籍：“戡还当置之二府，可预告之。”籍曰：“陛下面谕戡则可，臣不敢私与戡言也。”
——《续资治通鉴长编》

程戡，从性格上看镇静，做事不毛躁，之前有过益州知州的经历，对当地情况熟悉。宋仁宗让庞籍转告程戡，如果治理好了，回来就把程戡提拔进中央政府。可是庞籍多有心眼啊，告诉宋仁宗：“这事儿您亲自说吧，我可不方便私下说封官许愿的事儿。”

你还别说，宋仁宗还真去说了。程戡也客气了一下：“我岂敢要什么名利，我去就是了。”

戡卒不知。他曰，上果面谕戡，戡谢曰：“臣亡状，蒙陛下委任，其敢要宠而后行。”
——《续资治通鉴长编》

可见，宋仁宗为了四川不出事，愿意付出的代价可想而知。

程戡到任后，秉承着“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式，还别说，管住了。

一方面抓言论管控，不信谣不传谣。谁说有兵变，格杀勿论。这一个是解表了。但是治里呢？要知道，和摸不到的东西作战，自然也要用心理战法。但怎么战呢，就是心理预期。物质和精神须臾不可分开，所以，就要有另一方面的硬了。

另一方面，抓物质防控。没错，修城墙。由于是中央委派的，自然是皇上信任，这个阻力是丢了。

城墙这个东西有意涵，宏大的观点上分析，好听点是防盗贼，不好听就是防朝廷。四川盆地，特别是成都平原附近本来就是山，它自成一体，方便割据。以往怕朝廷起疑心，已经快100年没有城墙护体了。

然而，当城墙建立起来之后，释放给老百姓一个信号：“一旦造反了，把自己的所有物品换成金银埋到地下，今后还有机会往外挖。人身可以往城里”躲起来，城墙坚固，就算有人造反，困难也加大。

果然，“甲午”到了，传言侬智高从大理国（现云南）借兵前来攻打四川。此时程戡早已回到了中央政府，担任政事副宰相，就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继任者是张方平，在面对这种情况时，张方平也释放了信号，他在正月十五的时候办了一场花灯展，此外，当天城门不关。你看，这比任何辟谣都有用处。

这就给了我们一个启发：在面对舆论或社会中的谣言或民情时，强硬压制固然一时有效，但是释放积极信号更能起到长久的帮助。

正如特朗普在2025年对中国增加关税一样，中国A股一开始是暴跌的，但是由于中央汇金的入场，这种积极信号让老百姓看到了希望，此刻并没有压制一些“中国经济崩溃论”，反而让老百姓看到，特朗普就是个“色厉内荏”的家伙，美国也正如毛主席说的那样“paper tiger”。老百姓自然而然也重拾了信心：“原来我们领导层和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啊”。

上下同欲者胜，同舟共济者兴。

——孙武

四川危机的启示

先把答案说出来吧：“四川的问题，既不是朝廷官员的问题，也不是四川百姓的问题，而是远在中原的朝廷和四川当地百姓之间的信任问题”。

彼此猜忌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1039年，就是宋仁宗宝元二年，益州发生的一场火灾却无人施救。

时任益州知州张逸、转运使（交通局局长）明镐听说后连夜过去，但是就看着最终三千多座房屋烧毁，百姓损失惨重的事情发生。原因很简单，对于一场火灾，它背后是意外还是有预谋的动乱，谁也说不清。如果是前者还好说，后者则可能是故意防火以吸引官员和军队，然后趁乱起事。对于经常有人造反、民情莫测，自然要多留心眼。

行动残忍

四川民间有祭拜二郎神办庙会的习俗。二郎神，就是李冰的儿子。有一年庙会，有人假扮二郎神，又让100多人假扮官吏兵丁。这种cosplay直接让时任益州知州程琳反映强烈，按照谋反杀掉带头者，其他参加仪式的人统统发配到内地。

上述表象的背后

你说，这是酷吏吗？当然是，简单的说，草菅人命的行为。但是，治乱必用重典。

就拿程琳的事情来说，当地百姓不仅不责怪，反而还特别支持：“以前搞乱四川经济社会大局的就是小混混，及时制止胡闹行为，是防止动乱的行为，杀了他们，直接震慑其他小混混，四川就安全了。”

后来，程琳成为了首都开封的一把手，并作为当时参知政事副宰相，就相当于国务院副总理（代理第一副总理职位）。

甲午之乱，非蜀之罪也，非岁之罪也，乃官政欺懦而经制坏败之罪也。

——（宋）张俞

中国疆域的扩展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论语·颜渊》

漩涡理论

中华文明的发展是与中华文明的性格密切相关。它不像罗马帝国、蒙古帝国那样搞“草木皆兵”、“征服者吃遍天”的行为。哲学家赵汀阳在《惠此中国》中用漩涡理论解读。

中国的扩展不是来自向外扩张行为的红利，而是来自外围竞争势力不断向心卷入漩涡核心的礼物。

一旦边陲加入了这个体系，就有了不衰竭的向心力，也不会压制自己的文化特性。

这里有两层意思：

第一：边陲加入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是因为有好处、有利益，吸引着他们自愿加入。

第二：边陲加入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利益，不仅是具体的经济利益，而是那种不愿放弃、无法脱身、可持续的精神利益，这种利益能够安住身心，例如中原的汉字系统，儒家、道家的思想体系，周朝人的天下论述等等。

很多边陲的人一看，加入中华文明，证明自己的传统是悠久的，传承是有序的，权力是老天爷认可的，随时都能拿走。我们是炎黄子孙，祖先问题解决了；天下都是我们的。

与此同时，时间一长，这种叙事、故事、精神资源是大家共建的。都被融为一体了。

福建和四川的例子

自西向东，三级阶梯，大山连绵不断；自北向南，黄河、淮河、长江，都是天险。山河险阻、关隘重重，这是中国地理的特点。

就拿福建来说，这个地方依山傍海，90%的土地都是山地丘陵，只有东部沿海地区有很少一点河流冲积平原。而西、北、南三面都是大山，所以，福建在地理上，其实和四川一样，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隔绝的区域。福建被纳入中国版图，虽然可以追溯到秦朝，秦朝在这里设了一个闽中郡嘛，但实际上，因为福建太难进入了，秦朝在这里根本就没有有效统治，只能让越王勾践的后人换个名号，继续管着福建。

到了汉武帝的时候，中央大军彻底征服了福建。但是汉武帝一看，噢哟，这个地方的交通也太难了，得了，别费这劲了，把老百姓全部迁出来，安置到江淮地区吧。至于福建嘛，这十几万平方公里的地方，哎，也没啥用，变成无人区得了。

从外部进入福建的交通问题，是到了唐朝末年的时候，因为一个偶然的机缘才打通了。唐末的黄巢起义，流动作战嘛，公元875年，起义军一直败退，被追到了浙江，几十万大军眼看走投无路了。那怎么不从浙江去福建呢？看地图虽然连着，但那个地方实际上是一片荒山野岭，根本就没有路啊。几十万人只好冒死凿山开路，这就留下了仙霞关。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一直是从浙江进福建的必由之路。别说唐朝了，就是到了现代，我给你念一段郁达夫写的话：“要看山水的曲折，要试车路的崎岖，要将性命和命运去拼拼，想尝尝生死关头，千钧一发的冒险异味的人，仙霞岭不可不到。”就这么险，从中原进福建就这么难。

直到1052年，在当时人的感受中，福建和四川，还是刚刚征服的边疆。当时朝廷中还流行一句话，叫“闽蜀同风，腹中有虫”。你看，四川的这个“蜀”字，跟福建的那个“闽”字，字形里面是不是都有一个“虫”啊？有搞地图炮的人就来劲了：对啊，都说他们是蛮夷之地嘛，这不就是证据嘛，他们肚子里都有虫嘛。

但是，福建和四川真的是蛮夷、是边疆吗？又不像。它们确实是在宋朝这个阶段才彻底融入中国，但也是在这个阶段，在文化上就大放异彩。

比如福建：论文学有柳永，论书法有蔡襄，论政治，有章得象、曾公亮、吕惠卿、章惇、蔡确、李纲，当然，还有蔡京、蔡卞两兄弟。有人点算过，北宋宰相的原籍，第一名是河南，第二名就是福建。

四川就更不用说了，仅仅三苏父子，就光芒万丈，甚至就是宋代文化的代表。你看，恰恰是这两个刚刚被征服，或者说被容纳进来的地方，成了宋代文化最灿烂的区域。

你不觉得奇怪吗？仅仅从四川和福建这个两个例子，我们就能看出中华文明的一个很神奇的特质：不仅容纳力非常强，能一点点地把边疆变成腹地，最后能滚动发展成一个疆域庞大的国家，更重要的是，加入中华文明的地域，不仅有向心力，一旦加入，再难脱离，而且它自身的特性也不会被掩盖，反而也能爆发出巨大的文化潜力。

结语：四川的文化

苏洵、苏轼、苏辙。在1052年分别是44、17、14岁，虽然深处边疆，但是思绪早已神驰中原。

遥想唐朝的杜甫，安史之乱逃亡至巴蜀的时候，留下了人生最安定、最美好、最至关重要的时光，以及后世的经典。例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春夜喜雨》、《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但是有首诗，如果遇到四川人，你可以背出来，去体会四川人那种惬意的感觉。

《江村》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
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
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
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