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客和右翼分子在给日本军国主义“招魂”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妄图颠覆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在大部分民众的愤慨之下，有必要了解一下为什么日本会产生军国主义。

理论准备

佐藤信渊

佐藤信渊提出了由日本天皇统兵20万侵略中国，首先攻占南京，以南京为天皇临时皇宫所在，录用中国人才，以华制华，征服中国；其次，日本再征服东南亚、印度等地；最后，“全世界悉课为其郡县，万国之君皆可为其臣仆”。

佐久间象山

作为佐藤信渊的得意门生，佐久间象山提出了“世界上根本没有公理可言，只有使日本成为一等强国，才能避免沦为西方殖民地。”

吉田松阴

吉田松阴代表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变革先驱”，强调丛林法则，主张侵略扩张。他曾经提到这样的话。

此外，他还抛出了“得失互偿论”，主张“在贸易上失于俄、美者，应以土地由朝鲜和满洲补偿之”。

明治政府

确立军国主义体制

1868年，日本第122代天皇睦仁开始使用“明治”年号。上台后，睦仁发表了一封信《宸翰》，即御笔信的意思。在这封信中有：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

在他明治维新过程中的幕僚团队中，高杉晋作、伊藤博文、山县有朋都是吉田松阴的弟子，他们将吉田松阴的“得失互偿论”奉为圭臬，并进一步推进，提出“主权线”和“利益线”的扩张理论，将日本的国家安全边界无限外推，认为只要“利益线”受阻，便可轻启战端。这样的选择就表现出他强烈的侵略扩张倾向。这也是战后右翼势力的思想根基。

睦仁将传统武士阶级转换为‘皇军’，促成了天皇制国家军队正式建立与不断扩张。

继续保有其政治经济特权，支配、垄断了对内和对外政策的制定……扭曲了工业化时代的国家军政关系，铸就了一部在国内充斥暴力、在国外持续战争的流血历史。

这种天皇中心主义、武士道和神道教等精神结构的糟粕，被日本统治集团系统性利用与重塑，又进一步结合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等西方思想的糟粕，为日本军国主义服务。

从练兵到备战

我们可以梳理一个时间线

时间	事件	人物	涉及地区
1873	秘密入华三年谍报行动	鸟尾小弥太（兵部省第六局局长）	中国
1874
1875	“云扬号”釜山海域肆意放炮，非法测量	井上良馨（海军少佐）	朝鲜
1875	“江华岛事件”炮击草芝镇炮台，大肆烧杀抢掠	井上良馨（海军少佐）	朝鲜
1882	《军人敕谕》
1890	《教育敕语》
1894.6.25	清朝“高升号”运兵船在丰岛海面遭袭		中国
1894.8	平壤会战
1894.9	黄海海战
1894.10	侵占中国东北		中国
1895.2	威海卫失守，北洋舰队覆没

这里，需要点名几个重点。

1882年《军人敕谕》

强调军人要尚武勇、尽忠节，成为对外扩张、对内统治的暴力机器。

1890年《教育敕语》

将“忠君爱国”确立为教育核心，蛊惑日本国民“奔赴战场，敢于为天皇奉献生命”，并具体地推行皇民教化和奴化教育，使民众绝对尊崇天皇、服从国家战争意志。

2017年，当时与安倍晋三关系密切的右翼团体开办的幼儿园，强制要求幼儿背诵《教育敕语》

值得注意的是，高市早苗自幼便熟读《教育敕语》，早年间更曾公开赞赏《教育敕语》，称其非常“精彩”。

日本军事实力

甲午战争前夕，日本海军拥有31艘军舰、24艘水雷艇，陆军拥有7个师团，兵力12万人，后备军10余万人，战时可调动23万人。

在海军军费方面，皇室经费每年拨出30万日元建造军舰，日本文武官员同时缴纳其薪俸的10%作为海军建设经费。鬼子头伊藤博文在鹿鸣馆发表呼吁各地“有志之士”捐献海防金的演讲，半年之内收到203万日元捐款。

到1895年4月， 李鸿章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对内宣传

每当日本军国主义想要侵略扩张，都会先将自己装扮为受人压迫、退伍可退的形象，颠倒黑白的动员国内支持。一旦时机成熟，则会不认对手、不计后果、不宣而战、不择手段。

各国对日本的支持

美国驻华使馆窝藏和包庇日本间谍

英国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同意在日本取消租界和租界行政权，废除在日领事裁判权等，

军国主义的特征

　　一是侵略战争神圣化。日本历史学家木坂顺一郎曾发问：“对于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日本民众为什么不加以反对？那些主动选择毁灭之路的士兵们、参加惨不忍睹的大屠杀的男人们、高呼万岁把丈夫和儿子送上前线的女人们、饥肠辘辘地在工厂为生产武器而拼命干活的学徒工们——他们为什么如此积极地支持这场战争？”答案就是，军国主义将侵略战争神圣化。建立于明治时期的靖国神社，就是这样的军国主义招魂之所。在这里，犯下滔天罪行的甲级战犯被奉为“神灵”，残酷的杀戮被描绘成神圣的献祭。日本军国主义利用这种“国家神道”的宗教装置，将战死者神格化，诱骗一代代日本人甘愿沦为战争的炮灰和祭品。

　　二是鼓吹种族优劣论。太平洋战争之初，日军在攻占新加坡后公然宣称：“日本是照亮世界和平的太阳。沐浴在阳光下者茁壮成长，抗拒阳光者唯有毁灭一途。美英两国都应深思我日本千年炽热的历史。”而针对日军在中国进行的野蛮屠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曾明确记载了军国主义的歪理邪说——“日军的首脑认为这场战争是‘膺惩’战，因为中国人民不承认日本民族的优越性和领导地位，拒绝与日本合作，所以为惩罚中国人民而作战”。神道教铸就的民族优越感，被军国主义用来鼓吹“人种差异”“优胜劣汰”，宣扬“大和民族优越论”“生存发展论”“生存自卫论”，炮制太平洋战争是“黄种人和白种人的战争”“解放亚洲各民族的战争”等谬论，作为侵略奴役其他国家的思想武器。

　　三是漠视生命，轻启战端。在日本军国主义即将失败的1945年，日军大本营还下达“决号作战准备纲要”，意图“一亿玉碎”，负隅顽抗。武士道精神推崇“向死而狂”，在军国主义的操弄下，所谓的“死之觉悟”，演变成了对侵略毫无底线和不计代价的贪婪与冒险。早在幕末时期，代表极端民族主义的“变革先驱”吉田松阴就抛出了“得失互偿论”，主张“在贸易上失于俄、美者，应以土地由朝鲜和满洲补偿之”。这一理论迅速被山县有朋等人奉为圭臬，并提出“主权线”和“利益线”的扩张理论，将日本的国家安全边界无限外推，认为只要“利益线”受阻，便可轻启战端。今天日本一些人动辄把包括台海在内的地区归为日本的“新生命线”，同20世纪初期日本军国主义为侵华战争炮制“满蒙生命线论”的行径臭味相通、如出一辙。

战后日本的新军国主义

武士不可对天皇“不恭”，战争苦果“不能不由全体国民品尝”，“一亿国民总忏悔”可以，却不许任何具体的人或群体服罪担责；战犯提前释放，摇身变为“保存国体而忍辱负重”的义士，在日本政坛形成“军国主义遗族政治”链条；“大和民族优越论”分解潜藏于“正常国家”“主导亚洲”“盟友价值”“日本无罪”等主张之中；大肆宣扬“玉碎”“神风”乃至“三光”“百人斩”等均是武士道精神体现，用悲情色彩涂抹战争，用“英雄叙事”替换罪恶……军国主义思想在战后流毒蔓延，逐步形成了日本危险行动的政治风向和社会土壤。

日本最终走投无路

日本议员山本太郎指出，与中国发生矛盾，日本是没有未来的。对抗一旦升级为冲突，日本根本没有足够的战略纵深和人口支撑大规模战争，更没有足够的经济缓冲链条，整个国家的运转都会轻易受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