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长谈》第23期内容关于子女教育，和我关注度不大。所以，每周访谈类节目观看替换为《圆桌派》最新一期更新。

嘉宾：许子东 马家辉 黄晓丹

跋：从长辈的语言说起

每个人的人生经历都不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观点，老、中、青三代看似能活在一个物理空间，但是精神空间中有很大的差别。谁拥有资源，谁就拥有话语权。而随着自媒体的兴起，人人都有发声渠道。加上算法的“加持”，冲突愈发明显。

现代社会的研究告诉我们，社会资源大部分掌握在中年人和老年人的手中，所谓看到的青年才俊并不是多数，只是媒体故意放大了个例光鲜亮丽的一面而已。比如高考状元、福布斯30岁以下30人，在学术圈内也是一样，什么青年基金、优青杰青等等。这些获得社会资源的过程，往往伴随着人生中吃的亏。而中年人和老年人又希望年轻人不要走他们的路，所以出于热心，总要用一种看似“说教”的方式来告诉年轻人不要这样，不要那样。本质上是想告诉年轻人：这个世界的逻辑是什么。如果我不告诉你，难道我会看着你死吗？

然而，谁都知道，年轻人可不听这套，叛逆是人成长过程中必然要带有的标签。无论是“爹味”也好还是“老顽固”也好，总而言之就是“我和你们不一样”。

难道有一方错了吗？当然不是，初心都是好的，只不过人总是会用自己成长的经历来评价前人的人生经历对错。忽略了他生活的世界和我们生活的世界有很大的区别。一个年代的生产力水平和另一个年代的生产力水平是不一样的，都是在进步，但整体趋势不会有一个过大的跃升。正如很多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往往前期进展很快的时候，就会脱离实际，定下来过高的要求。然后就毫无保留的否定而非批判式的看待过去所走过的路。

写到这里，回归到知识传播的层面，无论是经典书籍还是爆款内容，要想深刻抓住一个点，是不是要抓住一个人不放呢？如果在古代，特别是古代的那些大学者，他们的做法大多是是和人生结合在一起，从而“知行合一”。而现代专业化的教育教学，往往呈现出：课堂上或者媒体上讲的那一套东西，和这个人真实生活中所展现出的一面是不一样的。

当然不能说人家是两面派。如果你读过《萨哈林旅行记》这本书，你就会发现人性当中的最基本的是为了生存，而在萨哈林岛生存的那个环境中，只有物化或者被迫物化自己，才能够达到生存。

我觉得需要补一门课：新闻传播学。

窦文涛讲过新闻的传播逻辑链条，特别值得思考：

你说了不等于他听见了，他听见了不等于他按照你要传达的意思理解了，所以他根据他的理解去做东西，执行上就会出现掉链子的情况。

要想从这个瓶颈中突破，一方面要解决语言腐败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要讲到表达方式方法的重要性。比如，解压、逃避都是负面的词，你喜欢插花，你说解压，这就是消极地，换一种方式，我在学习一种新的艺术。

在“标准化”的时代，理性的安慰是稀缺价值

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要提供“情绪价值”。然而，在提供情绪价值的方式方法上，大多数人都停留在情感上面的价值方法。我突然觉得为什么这些年我不愿意去读某一类心灵鸡汤式的励志书籍，原因是它只会用一些莫名其妙的例子，换句话说“一眼假”来去包装它想要传递给你的观点和看法。为了证明一些“科学性”，近年来他们也会插入一些图表的方式，显得自己有科学性。

然而，这样的书籍没有什么价值。相反，如果在这个阶段给你一种理性的安慰价值，让人听到确实有道理，也就是说“从负面的问题讲正面的效果”。这就是一种逻辑深刻引发的语言魅力。

这里不妨在黄晓丹教授与窦文涛先生之间交流的对比中略探一二。

	窦文涛先生	黄晓丹教授
新冠后遗症的问题	“我怕新冠检测阳了，感染之后有脑雾，可能会变蠢。”	那不是更好吗？这样你就可以单纯的观察这个世界了。
睡眠的问题	工作之后我的睡眠完全颠倒，早晨6点钟还得伴着安眠药才能睡觉。人家说这样很不健康，也很不正常。	人家医学上也说了，你只要形成规律，你白天睡觉睡够七八个小时，但是你的窗帘要完全遮光。这样也不会有什么影响。

“符号化”还是要“标准化”？

郭沫若曾经下了一个逻辑上的论断：中国所有的读书人不是偏向于李白就是偏向于杜甫。李白的作品“亦狂亦侠亦温文”，这个偏向是建立在对他们作品上的深刻理解而形成的。然而，现代人虽然也有这样的偏好趋势，但是更多的是将这些作者“符号化”而成。这个转变到底体现出了什么？

对诗人的看法体现人生的无奈

在中学教科书中传递的观点是鼓励年轻人要像辛弃疾、陆游、李白这样，然而，从文学史观的一个见解：当某一个时代的人觉得外在的天地缩小的时候，他们就会喜欢另一些去表达内在世界的诗人。比如说，从盛唐时代到大历时代，诗作者就不会选择盛唐时代的诗人作为学习的对象，而是转向陶渊明、王维这样的诗人。盛唐时代的人对应于人的青春期，他们相信自己具有那种“男儿何不带吴钩”这种在外在世界有所作为的能力，换句话说，就是那种“当大局大有可为，而且跟我有关的，那我当然凡事就以大局为重”。大历时代的诗人心境则更贴近于“当大局和我无关的时候，我干嘛要以大局为重呢？”。

正因为不再以大局为重，所以人们自然而然不再去探索更多的可能性。人性的退化，使中国社会中“领导-读书人-百姓”这个阶层关系中，处于中间位置的“读书人”越来越越来越游移，甚至过得很拧巴。周作人写过一篇短文章《两个鬼的文章》：我心中有两个鬼，一个是君子鬼，一个是小人鬼。当君子鬼出来我就是君子，当小人鬼出来我就是小人。

在做事方面，年轻人都看的“通透”不少，“标准化”就是自己这一生的“宿命”。在“标准化”框架下，自己有很多错误不能犯，一旦犯了错误，前途就没有了。举个例子吧：

现在当你提出一个目标的时候，马上就有人告诉你实现这个目标的“十步走”计划，你必须一步一步地走，第一步如果没有走对，你就没有第二步。考了研究生之后，就必须要思考如何转博士，什么人帮你写推荐信，决定你将来的命运。大学里这些程序性的规则，早早地限定了他们的野心。

而在做人方面，却越来越遭遇到“算法”与“舆情”的绑架。或者说更体现出下里巴人的性格。中国的老百姓关心的先是从下半身开始，然后一下子就上升到上面来了，你上面越有门道，大家就越关注。我们现在一直说，中国封建社会中是皇帝，农民，中间是地主阶级。但是实际上地主阶级是今天可以有，明天就可以没有的。但是恒久不变的就是“读书人”阶级。

中国特色“标准化”与竞争力的关系

我们很长时间都在说，中国从人口红利逐渐下降，但是人才红利仍然可以。对于时代来说，如何理解人才红利呢？

全社会的绩效都有一个尺子拉平，所有的利益都由此而生。作为人，当你成为了“才”，或者更准确的说是社会进步的“材料”或燃料的时候，人的所有上进心都不得不框范在这么一个绩效里面。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对于这种情况有一个非常准确的定义“工具理性的逻辑”。也就是说，西方理性KPI的治理方式与中国传统科举逻辑中“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结合，形成了目前中国“人才红利”作为竞争力的来源。

在这个竞争框架中，人被逼成为具有十足的上进心，但是你千万不能有，或者不应该有野心了。自我人格或主动或被动的肢解，才是生存下来的必要手段。

很多时候为什么怀念过去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就是因为那个时候虽然道路很少，但是可能性很多，过去提出一个目标的时候，人们都是开始“乱碰”，就是通过尝试探索出不同的可能性。学出来的东西对大脑是有帮助的。现在高等教育接受者，需要接受的一个现实是：高等教育对于个体来说不是艺术，而是要高度技术化的事情。哪些事情满足我自己的兴趣、热情上面的选择，都有可能和经过大数据计算的结果最利于自己生存的方向是不一样的，所以只能忽略自己的兴趣。相反，这样的艺术作用变成了要退休的人做的专利。原本年轻人能够做的事情，太多生理上面给你满足的出路，网上的虚拟想象的可能性。可是那个他们不愿意花时间精力去面对挫败。现在小孩儿玩cosplay，见了面不说话，只能在网上沟通。

社会的急速变化

中国的科举制度是中国过去两千多年制度里面最精华的部分之一。是最公平选拔官员的制度，也形成了三个阶级“老百姓-读书人-官员”。它比西方僧侣、教士要更加世俗化。但是当时的科举制度也有三条禁令：商人不科举，官员不经商，读书人终生而不世袭。考试也不只是考经文，与其他制度不同的是，这里也会考诗词歌赋。所以除了科举制度外，还有一个“推荐制”，这里就存在一个“使天下野无遗贤”的能够实现。也能够“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现在一聊什么就是“赛道”。窦文涛疑问：难道就没有什么步道吗？语言要表达“正知”。现在很大一部分压力是由语言所产生的。语言对人的思维塑造和限定有非常大的作用。

以前的人没见过什么世面，他满足的快乐是很大的。但是现在很多人什么都经历过或见过，所以他花了那么大力气走了十步的时候，获得了一个觉得自己应该有，但是拿到了却觉得索然无味的事情。

如何尽量降低自己的焦虑感

其实，现代人很多的焦虑感是源自于网络。所以要想规避这种迷茫，无意义感。我们当然要期盼着一套体制机制能够减少这些学术规则、社会规则当中的不公平，从而不要打击自己的理想和志气。但是在体制无法纠正这些错误之前，我们自己要有“改变的勇气”。首当其冲的就是纠正“上网的航向”。

1、要认识到“网络热门舆情是低水平”的现实。能够引发网络舆情的，往往是是非水平很低、道德水平很低，而且常常非常暴力。这些被算法裹挟的信息是拉低我们有限生命中的层次。

2、尽早接受“人生无常”的观念，并且找到那些对“无常”有认识的人，加入他们。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我们每个人都能是“道成肉身”的。生命自有出路。千万不要用做事来判定做人某种价值判断，如果实在不行，就重读鲁迅，或者类似《中国绅士》的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