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撰写这篇文稿的时候，惊悉天主教教宗方济各于2025年4月21日安息主怀，首先对其逝世表示哀悼。这就引起了关于天主教的兴趣。追溯到公元11世纪，基督教教会发生了大分裂。和罗马帝国分裂一样，东罗马帝国的东正教会（位于君士坦丁堡）和西罗马帝国（位于罗马）的天主教会。

都是为了宣扬教义，为什么会分裂？

故事

这个事情需要追溯到公元395年，在当时，西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分裂。政治上的分裂带来的影响可是巨大的，后续的经济、语言等自然会出现裂痕。例如，西罗马仍然延续拉丁文，而东罗马引用的希腊文。

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这股风气就波及了基督教。显化成的事情在外人看来都不是什么大事，小到在圣餐时的面饼，东罗马教会说必须是发酵过的，因为发酵过的才有生命。西罗马教会说是没发酵过的，因为耶稣最后的晚餐就是没法交的饼。大到圣灵的来源，比如圣灵是来自于圣父，还是来自于圣父和圣子。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能摆在桌面上的冲突往往背后的积怨已然颇深。

1054年7月16日，西罗马教会派人赶到君士坦丁堡，闯进圣索菲亚大教堂，把“讨伐信”拍在了教堂的祭坛上，说“你们是基督教的异端，是魔鬼撒旦，我们宣布你们被开除出基督教会了”。很快，东罗马教会举行宗教会议，不仅烧掉了讨伐信，并对外放话“教皇的使者及其随从人员像野猪一样来到圣城，玷污了真理。”把教皇和送信的人全部开除。

从395年到1054年，经过了659年，看在耶稣的面子上已经尽力维持了。直到1965年，互相才说不开除对方，算是和解了。

至于谁对谁错，我们不去分析，但是观察罗马教廷，可以让我们探出存在。

罗马教廷的奇怪之处

民间组织、宗教与教会

民间的群众组织，是人类社会属性的一个表现。在我们国家，目前还没有对这个概念下一个法律意义上的含义，所以，引用网络搜索结果得出这么一个内容。

广大人民群众在生产生活中，因某一方面的目的，意愿，利益，需求，由此形成以众多人员因共同目标，而产生出纲领，章程的民众组织。 

——网络搜索结果

大家就是在业余时间、在一起听听讲座，唱唱歌，做点义工等等，没有强制性的，纯粹靠着大家共同的目标来行动。

作为一种群众组织，宗教是大家处于同样的信仰，通过沟通、商量、契约的形式，逐渐聚在一起做一些事。

比如，当时的基督教刚起家的时候，耶稣带着他的十二个学生四处传教，例如“爱你们的仇敌”、“右脸挨打就把左脸伸过去也让他们打”云云。

但是，当信仰逐渐做大做强，并且高度组织化之后，即便现在没有军队、也没有暴力，其实力也是不容小觑。于是，会演化为两种“一种是给别人当家，一种是别人来当你的家”。

比如，给别人当家的典型就是太平天国、伊斯兰国家、16世纪加尔文教派成立的政教合一的国家。

另一种别人来当你的家。这个就很好理解了，一个宗教组织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世俗政权不放心，要么迫害，要么收服。比如迫害的典型例子是撰写沉思录的马可奥勒留，他统治时期就把基督徒关满了监狱，很多人缺氧而死。而收服的就是东正教。再往前追溯则更惨——直接在肉体上消灭，例如当年耶稣就是在十字架上被活活钉死，除了约翰之外，剩下十一个都被迫害致死。比如说当我们去教堂参访时，看到壁画和雕像中手拿钥匙的就是大弟子彼得。后面也是倒着被活活钉死。

收服的例子也数不胜数，例如下面的例子

拜占庭的皇帝把东正教领袖找来问：“谁才是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啊”？领袖答：是陛下您。皇帝再问“谁出来主持最重要的宗教仪式啊？”领袖答：是陛下您。皇帝三问“谁来决定东正教的最高首领牧首的人选啊？”领袖答：当然是陛下您。于是，皇帝给了东正教领袖一定的地位，只要听话。

几百年后，拜占庭帝国灭亡，东正教一路向北，到俄罗斯发展。沙皇又问了这样的问题，回答当然依旧。但当彼得大帝出现后，想来想去还是不放心，于是就废除牧首，设置了一个“东正教事务管理局”。

第三条路线

有没有中庸一些的路线？既没有暴力和军队，也不管世俗事务，但也想独立存在，还有强大的影响力。还能和各种国王、皇帝、手里有刀有枪的人掰腕子，甚至骑在他们头上。

这，就是罗马教廷。手里拿着一本《圣经》，纵横欧洲几百年。

首先，只有罗马叫做“教廷”，最顶上教皇说一不二，下面各个地区有教区，教区由主教管理。这种金字塔结构一层一层，体系严密。信众一进教堂，神父就和他们说“人人平等”。信众一走，就成为了等级社会。

其次，是教皇。在拉丁文词源时Papa，后演变为英文的Pope，就是像父亲一样慈爱，具有精神力量引领人的领袖。更准确的翻译应当是“教宗”

第一任教皇是追认的，就是之前提到的耶稣的大弟子彼得。梵蒂冈的那个教堂叫做“圣彼得大教堂”就来源于此，据说彼得的遗骸就埋在下面。

刚才我们说了，信众在教堂存在与否，神父的态度也截然不同。放到教皇这里也有显著差异。

民国时期的山西大学历史学家阎宗临先生在瑞士撰写博士论文时经常要去梵蒂冈图书馆查资料，被图书馆的老神父看在眼里，并汇报给了当时的教皇“庇护十一世”：这个中国来的小伙子每天在图书馆特别用功读书。教皇很欣喜，不仅去和阎先生聊天，关心他的学业，更是在阎先生结婚时主动发祝福电报。

你看，这样的宗教领袖形象：有威望、人品好、满腹经纶、内心前程、以德服人。遇到迫害就以身殉道，只留精神在人间。

在历史上，教皇也发动过十字军东征、迫害科学教、宗教裁判所把人烧死、在欧洲和各国国王互怼。也就是说，除了上帝，可以依照《天主教法典》中“由于此职务，他在普世教会内享有最高的、完全的、直接的职权、且得经常自由行使之”的描述而行事。

咱们中国的皇帝还要被天命、祖制、民心、谏官等制约着。

教宗的权力有多大？

1075年，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写下了一份《教皇如是说》

他的使节——即使教阶较低——在宗教会议上高于所有的主教，并有权做出废黜主教的判决。

只有他有权佩戴帝王徽记。

他的头衔是世界上唯一的。

他能废黜皇帝。

任何人都不能撤销他的任何判决，所有人中唯有他一人能撤销这种判决。

他自己不受任何人审判。

罗马教会从未犯错误，也永不犯错误，《圣经》作证。

1077年1月，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得罪了教皇，被教皇绝罚，不承认他是基督教徒。而亨利四世连夜拖家带口跑到教皇家门口，冰天雪地光脚站了三天三月请教皇原谅。

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

——《新约·马太福音》

“长者”名言的历史来源

我国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同志曾经在国机二院视察时曾经说过一句话：“一个人的成就啊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

放到这里也特别适合。罗马教廷之所以能够有如此威严，正是因为“时也，命也”。在李筠的《中世纪》中也提到了同样的看法：一个偶然的时机和一些偶然出现的人。

时机：大崩溃中唯一的火苗

公元410年，西哥特人攻破罗马，并在城中烧杀抢掠3天。此时，文明程度低的西哥特人没有治理复杂社会的经验，导致法律体系首先崩溃，进而生意无法进行，贸易秩序崩溃、交流终端、城市化崩溃、水源崩溃、服务业崩溃……有土地的贵族都往乡下跑，这里有吃的，人聚集起来还能有一些安全感，市民往这里跑，农民也跑来投靠。一个个自给自足、经济水平很低的小花园遍地开花。

在之后的66年内，随着各种蛮族小国、各种庄园林立，直到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正式结束后，罗马、米兰这样的大城市所有基础设施荒废，“鬼城”导出存在，货币、艺术消失，技术大退步，粮食产量下降、人口下降。更麻烦的是文化大断层，几代人不读书。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没有人知道。

这就是真正的乱世。而在乱世中如同唐朝后期《西厢记》中普救寺中崔莺莺和老夫人躲避兵乱一样，欧洲人也靠修道院里有文化的教士来抚慰人心。有军队的蛮族人也想利用教士来降低治理成本。

公元453年和455年，基督教领袖利奥两次独自与蛮族人谈判不要毁灭罗马城。虽然两次都有些许收获，但是这种行为令民间所敬佩，包括西罗马帝国的皇帝也看到这种有文化、有勇气、有担当、有基督教网络；没军队、没野心、没资产，也高看他一眼。

正因如此，西罗马帝国的皇帝将手中的权力心甘情愿地授予和让渡给了利奥：朕下令利奥（即利奥一世）为罗马教会中的皇帝。

教皇和教廷，就是在这种“文化、声望、网络”的基础中建立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在公元313年，君士坦丁一世开始宽容基督教的时候，基督教就暗中学习罗马帝国靠法律、行政命令和等级化权力治理的本事，在西罗马崩溃时，基督教就成为了权力真空时期的主心骨。

雄才：意志坚定方能堪当大任

如果说现有的教廷如此有权力，和四个教宗密切相关：

第一位利奥一世，在乱世中给人以希望，罗马教会居然是一股可靠的力量，来，可以把更多的权力给到这股力量；

第二位大格列高利，在废墟中担当重建秩序的行者，给人以罗马教会才是这尘世间的擎天柱，是文明赓续的灯塔；

第三位格里高利七世，给人们看到没有兵马也能凌驾于世俗君主的头上，创造一个惊世骇俗的先例；

第四位英诺森三世，给人们看到欧洲所有力量中最无所不在的、最关键的那根杠杆，他和谁站在一起，谁就可以赢。

教皇的权力基础，不是暴力，而是上千年来积累出来的先例、故事、独特的政治生态位，以及各种各样的精神力量。

——罗振宇《文明之旅》

值得讲述一下大格里高利，他在50岁，即公元590年9月3日登基，距离西罗马帝国崩溃的公元476年已经过去一个世纪又十四年。彼时，罗马在遭遇了洪水、战争后又面临着黑死病，前任教皇帕拉纠二世在痛苦中去世。此后的6个月时间里，圣彼得大教堂没有教宗秉政。格里高利一开始是拒绝就职的：“你还是另请高明吧，我也不是谦虚。”甚至逃出了罗马城隐居山林，但是后来强行拖回罗马，成为了“圣彼得的继承人”。

或许历史有平行：“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既然跑都跑不掉，那就好好干。他上任后，就带领教会的人，处理瘟疫，招兵买马跟蛮族人干，拿出财产解决罗马城的粮食短缺问题，救济老百姓，重新修建罗马城的基础设施等等，当然，还有传教。但更重要的是，在这种野蛮、好战的草台班子里面，格里高利在这个多事时代里建立了一个在全欧洲从上到下、有组织力的系统。将教廷作为教会的核心，教会作为西方的引领者。这种中世纪实干政府的模型，使得教皇的特权进一步巩固。

后面两个教皇也有雄才大略。但是翻看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有一个我们值得学习的共同点：

在看似没有可能的地方，再试试；
在别人觉得退让的地方，来直面；
意志极其坚定，互相对撞的决心，是雄才大略的前提。

——罗振宇《文明之旅》

正如司马相如在《难蜀父老》中提到的：“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又非常之功。”

用进化论的角度：接纳“偶然”与“突变”

此时此刻，我又想起了《寒窑赋》中的那句话：

人道我贵，非我之能也，此乃时也、运也、命也。

——吕蒙正《寒窑赋》

著名的“李约瑟之问”曾说：为何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中国的政教分离现象、文官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流派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
为何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对于这两个问题，很多人在答不上来的同时，也就开始批判自己，即“西方文明”从根子上就是对的，中华文明就是岔路。新中国的建国一代曾经用行动证明了中国人是能够站起来的。但是改革开放之后的某短时间，以《河殇》、伤痕文学为代表的一些人又开始无缘无故的批判自己了。

庆幸的是，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用行动夺回了主导权。中国人的观念开始有所变化。

纵观人类发展史，不同的自然环境和发展路径随着时间的冲刷，大量独特的文明意义上的基因突变的积累。使得我们人类形成了风格各异的生活方式、宗教传统、思维模式、技术路线……这些文明形态没有对错高低，只要能生存下来就是成功者。

用进化论的角度看“人类文明共同体”而非“零和博弈”，其本质上就是希望在中国这个神奇的土地上，通过将各个文明所携带的独特的“文化基因”进行交叉、突变、融合，形成文明意义上的“杂种优势”。增加我们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引用罗老师的话就是。

人类文明每一个部分，经历的历史机缘，积累的有益突变，最后都不是自个儿的，而是都会成为所有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

——罗振宇《文明之旅》

通过交流，我们可以直接获取别人千辛万苦、苦思冥想得到的成果，而不必经历几十年、上百年的摸索。

学习也很重要，学习的态度和效果决定了自身文明交流的成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们有多大概率孕育自己的关键文明成果。

自身文明的先进程度和开放程度，直接影响了我们保持领先的概率。

后记

在王立铭老师《进化论讲义》中有这么一段话：进化论是地球上唯一的成功学。

复杂系统能够自发形成，复杂问题总能自己找到解决方案。哪怕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

我们需要的无非是清晰的边界条件、持续的进化推力，以及足够的耐心。

嫉妒

在这里，我需要做一个检讨。对于他人的进步，在今天之前都有一些焦虑甚至嫉妒，但是在整个的节目观看并且记录完笔记之后，我发现如果用进化论的方式去看，人身上有哪些内容是需要进化的，哪些是需要淘汰的？除了技术上的迭代之外，人身上的哪些品格或者标签是阻止我适应社会发展的？

第一，要感谢读书。2025年做的最佳的决定就是读书。无论是文明之旅，还是看各种书。我承认，在同门都在写论文的星期六，我把时间放在读书的时候仿佛就是浪费时间，但是如果我带着这些身上的习气，就如同癌症基因一样，随时会让我突然恶性爆发。读书，就是一个治疗自己的过程。它让我自己变得厚重一些。

第二，要用进化论的角度思考。我们所产生出来的念头、想法以及这些想法、习惯所指导我们种种行为，都是为这个社会上留下我们的印记。成功与否，一是取决于自己是否有适应环境的基本能力，二是能否让我们进化自己，至少要像这些明确的人去有担当，从这个角度看，兼爱、仁爱要比所谓的小爱，私爱更有利于成长。三是对这个世界有所敬畏。我们所留下的东西有哪些是自己的呢？发的论文，做的工作，其实都不是我们自己的，都将留给这个人类社会的。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将自己给这个世界的总体财富添砖加瓦而已。

第三，坚持读书，坚持接受新的好的东西，哪怕周边有人不理解自己，我们也不怕，白岩松曾经说：书，是我们精神的避难所。这多好。

再坦陈一下，这篇笔记的撰写是耽误了一个星期才写的。下次希望不会吧。索性罗老师很好，一周才出一个，而我一天写一个，希望今后能追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