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世界上有人有权力随意决定他人的生死”这个命题是真的话，你会觉得这个人一定是荒谬的。
而在特定情况下，这个命题会屡屡发生在世界上的各个角落。对这个命题的伤害程度，我们中华民族是有着毫无疑问的发言权的。侵华日寇战犯在东北设置的集中营就是历史的见证。至今，这些日寇仍然没有得到严肃的审判，成为了中国人心中无法抹去的仇恨。
如果把这个命题降格一下，“世界上有人有权力随意判断他人的对错”这个命题是真的话，你觉得这个人是荒谬的吗？可能就会打一个问号了。为了审理，有些标准往往是自己都无法达到的，而有些规则也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比如说彭宇案就是这样，“人不是你撞的，你为什么要扶呢？”像这样的案子，原本是“谁主张谁举证”，可在法律实务中，审判机关的个别审判员就把举证责任倒置，让人证明自己是善意的。类似的情形不胜枚举，比如医生在公共交通工具为了救人而行医，结果因为超出执业范围而被判承担责任。在一位女士不慎晕倒时，由于跨过了询问等环节，直接解开女性衣着进行胸外按压这样的瑕疵，而被判定是具有猥亵行为而承担责任等等。
在财产和生命中间，我们自然要选择是生命至上，但是如果是国家财产和个人生命中间，高尚的道德感要求要保全公共财产而不惜牺牲个人。这就要提到一点：道德绑架。
社会存在的前提，是对生命的尊重，反之，离开了对生命的尊重，社会也就不复存在。
每个人的价值观，实际上都带有某种偏见的成分。生活在社会上，要承认这种偏见的存在，但是不能接受的事：不愿意倾听他人的观点，也拒绝通过他人的观点修正自己的价值观，无法容忍来自他人的质疑。
危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可以有道德义务，为了保全他人而牺牲自己，但是不能演变成为了我， 可以牺牲他人来保全我自己，或者保全另一些人的生命。
道德，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自律，而非他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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