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某企业大幅解聘应届生之后，股价持续下跌。虽然说这个事情暂时得到了平息，但是它把当下劳动秩序的深层矛盾摊开在了公众面前：1980-1995 年出生的人是我们国家最后一代认可奉献、负责的一代。然而，很多用工单位有了惯性，认为后面培养的人都是这样的，这种老实人用光的时候，新一代人可不管这些，用三个词概括：问薪无愧，凭薪而论，薪安理得。
在这起风波里，一边是大规模校招许诺长期发展，一边是批量解约应届生、持续扩大劳务外包规模，曾经劳务派遣占比突破法定上限，依靠灵活用工压缩固定人力成本。这一案例，恰好引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泛滥的劳务派遣，是不是内卷的源头？
劳务派遣的异化与滥用，是加剧内卷的重要制度推手，但内卷本身，根植于更深层的资本积累逻辑，它不是唯一源头，却是放大矛盾、固化恶性竞争的关键机制。
很多时候，资本介入过多，然后刻意控制水龙头的流速。原本被设计为满足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需求的劳务派遣，在不少行业里彻底变了形。它不再是补充用工的缓冲带，而变成常态化用工的主流方案。企业把劳动关系切割开来：用工单位管人干活，派遣公司签订劳动合同，风险、社保、长期责任被层层剥离。同一车间、同一岗位上，正式员工与派遣员工同工不同酬，福利、晋升、保障天差地别。劳动者被人为划分成不同层级，原本共同的劳动主体被拆分、原子化。
拆解人民、服务资本，以文化诉求替代经济再分配，以政治表演架空真正的平等与解放。很长一段时间里，“吃苦耐劳”“奉献奋斗” 的叙事被反复宣讲，企业默认劳动者应当优先体谅经营难处，把薪酬、保障、稳定预期放在次要位置。上一代劳动者在稳定用工环境下形成的责任观，被资本当成了可以无限透支的资源。当这套叙事遇到新一代劳动者，冲突便无可避免：年轻人不再接受 “只谈奉献不谈回报” 的单向规训，他们要求劳动回报匹配劳动付出，这不是功利，而是劳动权利意识的觉醒。
劳务派遣这套机制，恰好为资本控制劳动力供给的 “水龙头” 提供了工具。企业不需要扩充正式编制，只需要持续向劳务公司下单，源源不断引入可随时替换的劳动力后备军。岗位总量没有增加，但是等待岗位的人持续增多，劳动者之间形成相互竞争的格局。派遣工为保住岗位，被迫接受更长工时、更低薪酬、更差的劳动条件；正式员工也面临压力 —— 一旦拒绝加班、提出涨薪，企业随时可以用成本更低的派遣人员替代。于是，所有人被迫卷入无意义的比拼：比拼谁更能忍耐、谁愿意接受更低底线，劳动强度不断抬升，劳动回报却长期停滞，这正是内卷最典型的样貌。
但我们不能简单把内卷全部归罪于劳务派遣本身。制度本身是中性的，适度、合规的劳务派遣，本可以满足企业短期人力调配需求，给部分灵活就业人群提供就业渠道。真正制造问题的，是制度的泛滥与失范：监管约束松弛之下，企业把核心岗位长期外包、派遣，把稳定雇佣变成短期租赁，把劳动关系变成人力买卖。它带来的危害是双向传导的：微观上，劳动者丧失职业安全感，预期收缩，不敢消费、不敢试错；宏观上，劳动报酬在分配中的占比被持续压低，内需受到抑制，市场空间扩张放缓，产业创新动力不足，竞争进一步转向存量争夺，内卷由此不断自我强化，形成恶性循环。
内卷的本源，是存量竞争下资本追求低成本、高弹性的积累冲动，劳务派遣只是这套逻辑落地的载体之一。除此之外，产业升级节奏、就业供需结构、教育扩张、分配结构等多重因素，共同塑造了当下的竞争生态。但劳务派遣的泛滥，极大降低了企业压低用工底线的成本，让恶性竞争更容易扩散，让劳动者的议价能力持续弱化。它像一个放大器，把结构性压力转化为劳动者个体之间的相互挤压。
这场风波，是一个醒目的信号。当用工模式长期依靠 “去长期化、去稳定化” 维持利润，当企业习惯性依靠切割劳动关系转嫁成本，就必然会撞上劳动者权利意识的墙。上一代默认可行的奉献叙事，在今天已经失效。新一代劳动者提出的 “问薪无愧，凭薪而论，薪安理得”，本质上是在要求劳动回归对等交换的本质：劳动要获得匹配的回报，稳定要对应明确的保障，付出应当得到尊重，而不是被无限索取。
破解内卷，也就不能只盯着劳务派遣一禁了之。首要的是把劳务派遣拉回立法设定的边界，严格落实 “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 的要求，严控派遣用工比例，杜绝核心业务长期派遣化、外包化，压实用工主体责任，打通同工同酬的落地通道。更根本的出路，是调整分配结构，扩大稳定就业岗位，完善劳动保障，让劳动者拥有稳定预期；推动产业向创新升级，把竞争从 “压低人力成本的存量厮杀”，转向技术迭代、价值创造的增量赛道。
劳动秩序的根基，从来不是依靠劳动者单方面的奉献，而是权责对等、劳有所得。劳务派遣的异化，撕开了内卷的一层面纱；而走出内卷的出路，在于重建公平的劳动规则，让劳动者不必通过互相内卷来换取生存空间，让奋斗的回报，能够配得上奋斗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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