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天开始，连续半年时间，我们将研究一位知识分子担任皇帝，导致整个国家灭亡的惨剧。

一代名将岳飞留下了《满江红》这么一首千古名词。其中“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而这里说的靖康之耻，正是北宋的亡国之君——宋徽宗赵佶。

赵佶，在登基继位之前是端王，出身特别低，在皇室里面的地位非常边缘，母亲死的早，自己又爱玩，见到宫里面哪怕是宦官都鞠躬作揖，态度特别谦恭。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在他的任内，把球员高俅提拔为太尉，在江南地区搞花石纲劳民伤财，天天躲在皇宫里写字画画不理政务，和金朝搞海上之盟，拿战争当儿戏，最重要的，就是造就了“靖康之耻”。

悲剧隐患的开端

要提到为什么宋徽宗继位上台，就得提一下上一任皇帝宋哲宗。公元1100年正月，宋哲宗身体抱恙，经常上吐下泻。大臣们求见迟迟不受批准。正月初十，宋哲宗召见大臣，讨论了两个事，一个是治疗方案，一个是天下大赦。可是看到皇帝生病的样子，大臣们忧心忡忡，最后都在宫中住了下来。第二天，宋哲宗在御塌上披着被子坐着，虽然精神不错，但是还和大臣们谈笑风生。明眼人看得出来，这可能是回光返照了。

正月十二凌晨，宋哲宗驾崩，殁年25岁。

由于宋哲宗没有子嗣，因此继任皇帝就变得至关重要。当天上午，向太后召见群臣，宣布了讣告，宰相章惇立刻接过来话茬，厉声且不客气，按照礼法，简王赵似与哲宗同母，应当继位。而向太后表示，简王年龄小，应按照长幼次序立端王赵佶继位。此时，章惇直接驳斥：端王为人轻佻，当不了皇帝。

其他大臣表示，章惇没有和列位大臣商量，应该听太后的。代表的就是曾布。他指出，章惇的意见没和我们商量过；第二，皇太后说得对，我们听太后的。

继任皇帝抉择的方法

宋朝的皇帝抉择，通常是父死子继，如果没有子嗣，那就是兄终弟及。

第一种：宰相干政。在宋朝的政治传统中，士大夫，特别是宰相，对皇家的事情有很大发言权，当时有一句话“宋朝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比如宋真宗的继位，就是时任宰相吕端拼着得罪李太后。类似的，寇准为了保宋仁宗继位跟刘太后斗，韩琦为了保宋英宗继位跟曹太后斗，蔡确为了保宋哲宗继位和高太后斗。而选择的的方式就是选择皇帝的同母兄弟继位。

第二种：太后干政。要确定的是，皇帝的生母不是自然而然成为太后的。按照太后的逻辑，如果皇帝没有子嗣，那么法统的起点就回到了太皇这里。通常按照长幼次序，剔除不适宜当皇上的情节，比如说身体不好，密谋篡位等因素，接下来选择一位兄弟继位。

这两种没有绝对的正确或错误。因为选择皇帝，身份不重要，重要的是对祖宗礼法的理解以及各自的私心私利。谁能够成为凝聚共识的载体，谁就能赢得胜利。而具有解释权的，往往就建立在信息差上面。

为什么这场破例了？

这一场以向太后的胜利告终。而为什么章惇输了？

首先，章惇自认为占理但实际上没有理解别人的道理。这也是他性格的原因，他绝顶聪明、极度骄傲、为人尖刻、作风强硬。因此他站在自己的角度看，把自己那点道理越琢磨越有理，缺乏换位思维、琢磨他人心态的能力。

其次，他的私心没有在乎别人的利益。哲宗内阁的宰相只有章惇，可见哲宗的信任程度之高。如果章惇力挺简王成功，那么下一任皇帝的“定策之功”非章惇莫属，而且还把朱太妃这个政治盟友彻底绑定。然而，朱太妃和向太后之间本身就是无法调和的矛盾。如果按照礼法，向太后比朱太妃高一头，一旦简王登基，那么朱太妃就比向太后地位高，后宫平衡一定被打破。这个关系就像是慈安和慈禧的关系。慈安是同治皇帝的嫡母，慈禧是同治皇帝的生母，慈安比慈禧地位要高。

第三，没有主动和别人达成共识。按照当时的政治经验和大宋祖训，提防后宫和外戚干政，没有政治经验的太后成为国家最高决策者一旦垂帘听政，后果不堪设想。章惇有一种英雄情结，想要像吕端、寇准、韩琦这样的人立一世之功。然而他没有想到，后面这些人的背后是先帝的意愿和当朝宰相群体，甚至整个士大夫群体的共识。而在现在的四人宰相群体中，蔡卞、许将没有搞定，曾布更是被章惇得罪的形同水火。所以没有团结自己应该团结的人。

政治博弈时，共识很重要

政治博弈时，谁能够有共识，谁就能够占上风。如果暂时没有共识，那就抛出一个新的议题，让大家围绕这个议题形成新共识。

罗老师推荐了一本书《冲突的战略》，他把这个形成新共识的方法称作“聚焦点”，就是在很难达成共识的时候，就去想一想有没有特别“显眼”的点。不是因为我同意这个点，而是因为我猜你会选这个点，我猜你也会猜我选择这个点，那么就选择这个点，大概率，我们会达成共识。这个点就是“聚焦点”。

政治家的成熟，不是靠特立独行的率真，而是统筹大局。在宏观上，要有指引方向的信心。而在微观或者说操作层面，要保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心态，具体而言，就是判断当前情形下公众的共识在哪儿，也就是说民心、舆论、公众情绪三者都跟住，先跟住这个共识，然后看看怎么往前引领，试图建立新的共识。

这里举两个例子，一是林肯。林肯从宏观上指出要废除奴隶制。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首先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当前情形下，废除奴隶制的范围仅限于南北战争中反叛的几个州，那么就先从这里入手，随后采取“广交朋友”的方式，逐步引领，扩展，掌握住了共识，就可以成事。

历史从来不是按照 “谁更正确” 来推进的。很多关键时刻，真正起作用的，是谁能把分散的人心迅速聚拢起来。道理一旦停留在 “我认为”，它就只是个人立场；只有变成 “别人也能接着说下去的话”，才会转化为现实中的力量。向太后真正高明之处，是在于她迅速给出了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说法。这个说法未必需要被验证，但它能让在场的人找到站队的理由，也为各自的选择提供解释空间。很多时候，局势并不是被说服改变的，而是在某一刻被 “共同认可” 固定下来。

我们在现实中面对分歧时，往往本能地去强化自己的正确性，希望用更严密的逻辑压过对方。但真正能推动事情向前的人，未必是最锋利的那一个，而是更能理解他人顾虑、情绪和边界的人。只讲自己的道理，很难形成行动；给别人一个也能接受的理由，事情才有可能发生变化。

高明的行动者，并不是执着于证明 “我对”，而是先判断人心大致流向，再把自己的主张嵌入其中。历史中的许多转折，看似宏大，其实往往就发生在这种微妙的共识形成之中。

三推三让的政治智慧

三推三让，是建立广泛共识的必要过程，然后才能在行动上跟进。

第一推让：向太后派人通知端王，让他当皇帝。而端王表现的特别恐慌，直接摆手拒绝并推荐申王。向太后回复申王眼睛有病，只有你可以。于是，端王在反复退让后成为了宋徽宗。这也是先认下来，但也承认自己不行。

第二次推让，坐到御座后，悄悄告诉章惇，以自己不能拿大主意的理由，请向太后垂帘听政。大臣说一个19岁的成年男子当皇帝，没有太后垂帘听政的道理。然而，宋徽宗直接说自己和太后已经商议好并且太后已经答应了，且目前继位诏书没有完成，可以把这个垂帘听政写进去。大臣们跑到太后那里询问，太后也是先推脱，后反复才接手。而此时宋徽宗让实际享有权威的向太后实至名归，等到权威建立之后再说。此时，在这么慌张的情况下非常坚定地请太后垂帘。这是非常明智的行动。

第三次推让，半年后把这个权威接手了。

政治共识这个东西，是随时都在点滴变化的，是随处都在微妙流动的。向太后和宋徽宗这种政治直觉很好的人，不会枯守哪个具体的道理，他们都在小心翼翼地盯着这条变动不居的河流，不断地判断共识、承认共识、引导共识。这就是政治家的本领：不是坚持道理，而是把某个理由变成所有人都能跟上的公共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