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长期性和确定性有多重要，想必我们20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人，都会有所体会和感触。当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价值观遭遇到了挑战，是坚持还是随波逐流？面对这个问题，不同人的回答，决定了不同的取向。
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
前些日子在读《读毛泽东札记二集》的时候，我曾经记录过我对郭明义同志的认识。可以说，当一个国家被和平演变并且出现效果的时候，衰败力挽狂澜。可以说，意识形态工作如果不抓紧，放松下来。人人都以拿多少钱而不是帮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为依归，那么这样做是危险的。
我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就是一九八九年政治风波事件。当时的大学生一味地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都是好的。致使当时的人想的是能够出国的人，一定是时代的精英。他们滞留在美国不说，而且想方设法推翻自己的政权。很多人宁可相信纪录片《河殇》的那一套，也不相信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可以说，对于历史正确的价值观的抛弃，使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事业发展遭遇到挑战的一个重大的负面事件。
第二个就是当时郭明义同志在公益广告里说的“有人说我是‘郭傻子’”。的确，在20世纪初的那些年，正是由于经济快速发展，钱的诱惑力一度压制着道德的约束力。当时的电视剧《蜗居》播放的时候，社会上有一股风气，就是“当他人的小三，积攒社会财富有什么不妥的。”到今天为止，这股遗毒的存在仍然在少部分高校的大学生中存在。在我们那个年代，学雷锋、学习长征精神等等都是引以为荣的。在我当年的课本中，学习劳模时传祥的故事依稀存在。很难想象，如果任由这个思潮发展下去，结果会不会造成社会的潜在分裂？
伟大、悠久、正确的价值观。是我们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得来不易的。
制度只是结果，研究政治最后是研究人，研究人的最后又是历史。因为有优秀的人和优秀的协作，才能逐渐向好。换句话说，不要想指着一个制度能够束缚住很坏的人。
诗人北岛说过：“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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