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对于知识分子大致划分两类：一类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通变时势，有大局胸怀，参与宏观决策、制定战略。另一类是专业知识分子，即从事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和人文社科研究的知识分子。
历史上，凡是成气候的政治军事集团，大多有谋大局的大秀才，这些人帮助核心人物做出深谋远虑或当机立断的决策。1975年，毛主席在谈论《资治通鉴》的时候说过：秀才读书多，见识广，可以出谋划策，帮助取天下，治理国家，历代的明君都离不开秀才。
专业知识分子的作用，是能够解决具体问题。从这一点看，博士毕业的人通常聚焦于一个具体问题上，而且在这个上面有真才实学。放到具体的岗位上，当然是多多益善。现在很多科研机构吸引的青年才俊，往往都是这样的路径。这样的人，通过技术才能，靠着时代发展多赚一些钱，改善自己的生活自然是无可厚非的。作为其他的党员，不应该有嫉妒的心态。毛主席说：“要有正确的立场和感情，解决为谁服务问题。”首先，要尊重他们，看成是我们队伍中有学问的人，有修养的人。他们在社会上起的角色包括教授、教员、记者、医生、文学家、艺术家。
但是，秀才想要成为统帅之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肩负治理天下的责任，需要在辨析时势，学习军政，治理官吏的能力上补足加强。第一步，就是要从专业知识分子转变为高级知识分子。
专业知识分子如何转变为高级知识分子？或者说如何从小秀才长成大秀才？元代的郑介夫提出：儒不能吏，则为腐儒；吏不通儒，则为俗吏。必儒吏兼通，而后何以莅政临民。毛主席说的话更是如此：“德才兼备、又红又专、能文能武”。也就是，先做军师，再做司令。
学而优则仕，前提是“优”，落点为“仕”。需要“四大”。
第一，是立大志向。专业知识分子的信仰往往还不很坚定。但凡很多专业知识分子，地位高了、权利大了，就忘记了初心和使命。历史上，隋炀帝、陈后主、李后主、宋徽宗等人都是知识分子出身，但是方向感缺失导致出现问题。甚至有些时候，比不过“老粗”。老粗虽然在知识层面不如秀才，但是他们敢于重视和重用秀才，并自觉地和秀才们形成互补关系。比如说，刘邦和张良、朱元璋和刘伯温，刘备和诸葛亮。这就是领导者懂得把专业智慧纳入全局事业。对知识分子而言，所谓大志向，就是跳出专业本位，把个人学问才干，锚定在国家发展、人民需要之上，确立稳固的理想信念，明白学问为谁而做、本领为谁所用。
第二，是有大胸怀。想要成长为能担大事的高级知识分子，必须主动走进复杂的实践场域，经受政治风浪的考验，扛得住大起大落、大悲大患，经得起非议、挫折与委屈。社会是由人构成的，任何集体前进的道路上，难免走弯路。有的弯路来自判断局限、决策偏差，有的来自利益分歧、认知差异，有的来自外部环境的突发变化。胸怀大，不是无原则的迁就，而是能够容人、容言、容事，善于理解不同立场、整合不同力量；不困于文人相轻，不执着于一己得失、一时荣辱；既能坚持原则，又懂得团结大多数，在矛盾和波折之中稳住定力、着眼长远。局限于专业的人，常常习惯用单一标尺评判万事万物；胸怀开阔之后，才能理解世事的复杂性，懂得权衡取舍、兼顾各方。
第三，是长大见识。大见识，首先是吃透理论、熟稔政策，坚持在实践中总结经验，穿透表象看清时代的主要矛盾，具备合格的政治素养与政策水平。要自觉摒弃本本主义，不把书本知识、专业模型当成万能公式。专业训练教人在固定条件下求解最优解；而大局见识，要求人看清条件本身会不会变、时代大势往何处去。要走出实验室、书斋，多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读懂社会现实，把书本理论和真实国情、民情对接起来。大见识，是调查研究得来的，是在不同岗位、不同场景历练出来的，懂得跳出单一学科视角，从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多维度研判问题。
第四，是有大手段。大手段，不是权谋机变，而是把蓝图、方略转化为现实成效的治理能力、组织能力、落实能力。专业知识分子擅长 “解决问题”，往往是面对技术、学术问题；而大秀才的手段，是善于组织队伍、调配资源、协调多方、化解矛盾，把分散的力量凝聚起来完成宏大目标。一是善于识人用人，知道不同类型人才的长处短板，让专业人做专业事，同时把专业力量纳入整体布局；二是善于把握节奏，分清轻重缓急，懂得抓主要矛盾、抓关键节点，不被细碎事务裹挟；三是善于沟通凝聚，既能讲清道理统一思想，又能平衡利益、化解分歧；四是善于风险预判，看清一项举措背后连锁的社会影响，预判风险、预留回旋空间。有大手段，本质是知行合一：既有战略眼光，又有落地章法，既能谋篇布局，又能带队攻坚，避免沦为坐而论道的空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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